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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成为流水线上、厨房里、代码世界里珍贵的普通人
  • 2021-01-27 02:26

原标题:成为流水线上、厨房里、代码世界里最珍贵的普通人|深图

记者/梁婷

实务学堂正在开班会,校长欧阳艳琴让大家在纸上画出“定与躁”,她发现最近学生们有点急

一群被应试教育“掉队”的孩子,在失去了普通人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后,又一次踏上了父母的人生轨迹——早早辍学,离开家乡去打工,在城市里的各种餐厅、厨房、流水线、工地上搬家。

和父母不同的是,他们在上菜、撒辣椒、组装零件的时候,日复一日地感到迷茫和不安——5年、10年后他们还是这样吗?还是像机器人一样反复工作?他们想逃避,想在既定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一些改变。

希望培养“珍贵普通人”的实用学校的出现,似乎是一个改变的契机。在这里,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自由和“被人看见”,第一次通过专业技能的学习做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第一次感受到微小却重要的自身价值感。

虽然有些人对未来依然迷茫,有些人不得不再次挤进流水线,回到餐厅,但改变人生的奋斗和努力,给这些少年留下了宝贵的痕迹。

罗家祥、罗明扬两兄弟与实务学堂的同学一起在楼顶阅读《内在生命:精神分析与人格发展》

“看”

2018年,在他16岁的冬天,罗决定“至少休学一段时间”。他学习跟不上,被一种“恶心”的感觉扼杀了。虽然他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但他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了决定。

实操学校是在北京做装修工的父亲从他服务的业主那里听到的“出路”——一个没有学历背景,偏社会实践,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一些活动,可以学到一些技能的地方。对当时的罗来说,这几乎是他父亲在外装修工作的唯一“希望”。

这个可能改变命运的“希望”是在罗从学校“逃出来”的那一年年初建立的。在北京昌平的校园里,各大高校的硕士生导师和经验丰富的心理学老师们以志愿者的身份授课。作为一个面向15-18岁农民工子女的全日制、非学历职业教育公益项目,办学宗旨是为这些在应试教育体系中不占优势、不适合,但仍在追求学习、成长、更好生活的农民工子女提供一个学习支持系统,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培养珍贵的普通人。

“太有意思了!”物理课不是教室里没完没了的电路图和纸,而是站在路边,直接面对来来往往的公交车、小汽车、卡车,定点、测速;什么书都可以看,是不是课外书没有区别。更重要的是,罗发现他的手不仅可以写作业和试卷,还可以用来编程和打字,这使他进入了一个“广阔”和“自由”的世界。

“其实这些事谁都能做,但我现在其实意识到我能做到。”他越是后悔被困高中两年,“为什么不早点出来?”。

两年前,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后门旁边的角落里,他多次问自己:不上大学能干什么?

“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什么都没碰过,只有考试。”罗觉得他家几经转学还想参加普通高考,就找人、送礼、花钱是“不合理”的。如果他跟不上班,他会抄漫画人物,但这种“逃避”现实只能是暂时的。校园里到处都是横幅和标语,随时提醒他,“迎着晨风和夕阳,问问自己,我今天是怎么努力的?”我今天收获了多少?"

“每个人不可能有相同的想法,也不应该每个人都局限在那里。”罗对说道。但那时候他只能呆在那里,跟着集体的步伐,随时准备冲下去——中午下课,去食堂抢饭,晚上学习,和1000多人争宿舍楼下30个水龙头。

学校的铁门几乎都是关着的,教学楼挤满人的走廊总让他觉得“恶心”。罗从幼儿园开始上寄宿班,一直到高中。允许回家的时间一开始是两周一次,后来改成每月一次。

罗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想逃离学校。他之前不看书,学校也不提倡教材外的课外书。来到实用学校后,他在bilibili听了一套32门“文学理论课”。“真不敢相信我能完成,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领域。”《复活》,后来让他找到了一种遥远的共鸣,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读到的。

“面对如此可怕的一幕...每个人都很冷静,似乎认为应该如此。”罗发现,托尔斯泰有了那种“恶心”——那是一种被困在与时俱进的世界里的无奈的痛苦。

他也开始意识到父亲是如何在外工作多年,父母离异,五岁寄宿的经历对自己产生了影响。

得知父母离异,奶奶伤心落泪,但初中生罗却不觉得难过,这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多愁善感了。你想表现得有点悲伤吗?但他还是哭不出来。5岁开始寄宿,和家人相处不太好。回头看这件事,他也没有把握。“他们的离婚真的影响到我了吗?如果我妈在家,给我点心理支持。高中期间会不会好一点?”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被学校里家庭般的氛围所吸引——和老师住在一起,晚上一起吃饭聊天。18岁的罗·杨明似乎已经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书中“见过”自己一次。“童年缺少的是你一直追求的”。

阅读课上,老师张鑫正在和大家分享康德的“你不能只以别人为手段,而不同时以他为目的“

“被看见”

在实用学校,读书很重要。不管课程怎么调整,阅读课几乎每天都开。在小教室里,六七个学生在和老师在线阅读。《金智英生于1982年》一书引起了最热烈的讨论。女主角妈妈送围裙当礼物,罗嘉翔很生气。“这很棘手。什么?让你工作!”

学生们也有很多批评。“她妈妈也很封建,认为女人应该在厨房。”“还有她爸,她买的蛋糕只是她哥喜欢的味道。”班里的老师连对话都接不上,但也没有打断学生的发言。大家说完后,她给了肯定:你看到的也很好。

实用学校在广州一所学校租了两个教室,大的可以容纳20个学生,没课的时候可以自己学习。教室中间挂着一个帘子,可以拉起来隔开一个上课的空间。走一圈下来,你会立刻被贴在墙上的学生目标和周计划吸引。罗嘉祥的目标之一就是不骂人。

来学校之前,他在河南上学。武馆里,总有一些颐指气使的人——一个人要背七八个水壶,一次两次是完不成的。他还遇到了一个鼻子大量出血的人。生活老师来了,他反而躲了起来。在那个地方,习惯上是通过“打架”来解决问题。有时候,你走在路上碰到它,也会引起打斗。

尽管如此,武馆仍然是他当时唯一的选择。

小学没人陪他玩。有一次他翘课跑到教学楼一楼“最里面”的角落蹲了一下午。但没有人来找他,到了晚上,他就出来了。罗嘉翔说他当时是在寻找存在感——他一直想被人看见。初中的时候因为被发现携带手机被退学。后来听说班主任用这种方法劝了三四个学生,成绩不好。

“你是废物,你的人生完了。”在躺在家里的两个月里,爷爷的话像咒语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出现。他的父母离异,父亲在北京工作,他和弟弟罗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那段时间,他每天可以睡20个小时。“等他睡着了,这些东西就不存在了。”。

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每天晚上拨爸爸的电话,不要说话。“如果我没事,就喊一声,爸爸,你在吗?”

表哥在武馆,一年不用回家,罗嘉翔就逃了。后来,因为哥哥罗在实用学校“学得很好”,他也跟着学了编程。

这里的一切都让他觉得新奇。“班里还能这样吗?”当谈到杨贵妃时,历史老师说唐玄宗很喜欢她,但她最终还是受伤了。这似乎与他记忆中的历史不符。杨贵妃不是有峰有峰的人吗?

回忆起入学时与实操学校校长欧阳燕琴的一次对话,罗嘉翔抱住双手,蹲上蹲下,像是打了个寒战。“哇,太难受了。”他真的不习惯和老师面对面坐着。和以前的老师说话,他总是站着,老师有时候靠在椅子上晃腿。突然让他坐下,浑身不舒服。

该校的教务长于今说,这些学生最需要的是被看到。

19岁的崔永祥因为参加学校承担的一个儿童交通安全项目,当了几天老师。他无法想象自己在学校举手回答问题有困难,也没有上过大学。今天,他有机会站在讲台上给30多个孩子讲课。

一天早上的采访中,一个同学问了于今四遍,“老师”和“老师”不停地喊,但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但是他需要一个可靠稳定的成年人来满足他的需求."

于今说,学校里的大多数学生都不是在家的孩子,他们没有接受过良好的训练、指导,甚至没有得到过关爱。很多孩子被父母送进寄宿学校,有的直接扔给长辈,代代相传。于今也很无奈。“这不是个人原因。他们想为更好的生活而工作。孩子工作了就没办法养了。只能这样。”

19岁的学生林楚红显然更成熟。她经常一个人坐在座位上,说话轻声细语,扫地也比别人利索。

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我爸爸在外面工作,我妈妈一个人照顾四个孩子。作为最小的一个,她似乎没有什么可管理的。她唯一的“宝贝”芭比娃娃是“捡到的”——再次搬家后,她在别人搬走的房子里找到了它,没有头发,也没有胳膊。在家里,一旦你说错话,我妈的棍子就会下来,她会尽量不说话。从小到大,林楚红没有抱怨过。她妈妈一个人带了四个孩子,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来学校后的一天,林楚红看到一个视频。一个男生胸前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能抱抱我吗?她当时和宿舍老师分享视频,老师说:“抱抱吧?”

那是她从未感受过的温暖。“我可以拥抱别人,一个真实的人拥抱我。”

正在做作业的林楚虹

困惑不会消失

教室并不总是那么生机勃勃,直到上课前五六分钟,英语课还是昏昏沉沉,网上教学,教室里不断打哈欠。当“你是我的阳光”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同学们仿佛“活了”,坐在凳子上,左右摇晃。弹了一小段时间,歌曲突然从头开始。有人说快进,林楚红试图阻止。“别,挺好的,随它去吧。”她上课很少大声说话,一直跟着唱。

她总是梦见过去。她说的时候,她的男人有意识的把领口掀起来,叠好,压好,叠好,紧贴着。领口似乎要在她细瘦的脖子上画上一道印痕。“当时不知道自己遇到的危险是什么,只是觉得不对劲。”

那是林楚红在一家韩国餐馆当服务员的第二份工作。一个男同事邀请她去宿舍和其他同事一起玩。她以为聚一聚就没事了,可是到了之后发现其他人都是男的。吃完饭,她的男同事问她要不要休息。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拖进了房间。男同事赶紧关上门出去了。她独自坐在床边,好像已经安顿好了。“他可能只是让我在里面休息?”

突然门又开了,灯灭了,她被扔在床上。她用双手凑过来,用尽全力挣脱,跑出了房间。同事开玩笑说喜欢看戏。她哭了,拿起鞋子逃下楼。她没有停下来穿鞋,直到她确定没有人跟着她。广东春天的寒冷从脚底渗透进她的身体。

林楚红的手松开了衣领,双臂交叉放在腿上,弓着背坐着,像个饱经风霜的成年人。

早些时候,她做了一个梦。当她发现破旧的芭比娃娃时,她想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为她的父母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衣服。后来我妈跟她说:“你考不上高中,就得出来打工。”。15岁的时候,当她发现自己中考了300多分的时候,她知道自己除了工作别无选择。

坐在从汕头到广州的公交车上,她不明白为什么要离开熟悉的家乡,但她可能挣的第一桶金可能是一种安慰。

找了20多份工作,林楚红从未感受过第一桶金,工资也从未超过3000元。杭州餐馆的服务员,韩国餐馆的服务员,服装店的导购员,咖啡馆的服务员,没有一个能工作更久的。她想不通为什么工资总是一样,也不知道怎么提升自己。5年10年后我还会这样吗?还是没有上升空间,没有新知识,像机器人一样重复工作?

她能想到的只有对未来的憧憬,就像工作时遇到的乌克兰小姐姐,会煮咖啡,会弹吉他,英语说的很自如,很漂亮,有一个很帅的男朋友。理想的工作应该是“至少不是我不喜欢的东西。它希望我有动力把它做好。”

2019年,林楚红在读大学的姐姐的推荐下来到了实操学校。

去年年底,参加了实用学校组织的云南农村儿童交通安全项目后,林楚红得到了一些放松——她克服了上台时的紧张、颤抖、脸红等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不再迷茫。入学时,她觉得编程太难了。林楚红选择了设计方向,但她已经上学一年半了。她仍然不完全熟悉软件。设计师似乎很难成为她未来的职业,但她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2020年疫情过后,实用学校从北京搬到广州,因为场地成本,搬得越来越远。学生和老师嘲讽说:“我们每学期都在不同的地方开学。”

王艺璇紧随其后。2018年暑假,她高中休学,来到实操学校。后来2019年她回去参加高考,裸考考了200多分。她决定不再复读,回到了学校。身边的同学都说:“你真行。反正可以考一两次。怎么能没有学历呢?”

2019年10月,通过实操学校,她成功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实习机会,觉得自己真的可以“毕业”了。

她真的来到了一家很不错的公司,微软的CEO,自己创业。实习期间,她的主要工作是整理面试录音,撰写微信,一切都很好。她开始全职工作后,就跟不上了。公司上午11点有空上班,晚上2、3点还在开会。她不知道如何分配时间;她被分配去做用户体验图和用户画像,她要一个一个检查这些词的意思,才能开始工作。2020年4月,王艺璇离职了,她的老板安慰她:不是能力不足,而是职位不匹配。

那段时间,“一切都是黑的”。打开招聘网站,她的学历和工作经历卡住了她,简历一直没收到回复。她瘦了二十斤,“要不要回去高考”的想法不止一次出现。

10月,实用学校校长欧阳燕琴给她打了个电话电话。听到学校缺人,王艺璇觉得又需要他了。但她曾经拒绝回来,害怕学校“太像家”——她害怕自己会在这里一辈子。她也很担心,“如果我没有任何成长,我很难留在学校。”

罗找工作的经历似乎很顺利。2020年5月,在学校推荐的创业公司实习两个月后,正式签约加盟北京某公司,交了一个朋友圈:“?第一个?”

通勤时间很快冲淡了找工作的乐趣。当他从5号线换乘13号线时,他每天花三个小时在地铁上。大概过了三个月,学不到新东西,没时间学。创业公司人力有限,所以他必须做一切事情来开发、测试和修复bug。熟悉项目后,日常工作包括发邮件和写总结。

他再次被困在一个地方,陷入了重复——就像他设法逃脱的高中班级一样,每个人都统一地做着同样的事情。《远走高飞》,11月22日,他发了这个朋友圈,离职南下广州。

来到新公司,他进入了一个新的学习领域,学习了Golang语言。轻松的团队氛围让他重新自由的感受互联网世界的自由,看电影,学习新的东西。领导们还在小组中投票决定是周末休假还是周末休假。毫无疑问,领导是唯一一个投票赞成单离的人。这种轻松甚至让他怀疑公司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但是新鲜感会过去,新的很快就会变成旧的。他还是会担心,一旦熟练了,生活就会开始陷入那种“重复”。

学生们打开科学实验手工材料包,准备组装实验

没有励志故事怎么办?

学校里很多人都想快点出来工作。崔永祥的家人总是问他,你要学多久才能出来。希望能得到准确的时间。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以为今年可以出去,但是这段时间有点难学,笔记也落下了。我不知道作业的难度,于是打游戏的时间过去了,最后发现写作业的时间没了。

对他来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并不容易。初中毕业后,他走进厨房,给师傅准备调料,在做好的菜上撒胡椒粉和油。听别人说南方工厂工资比较高,他决定南下东莞进厂。

2018年,在工厂的流水线上,17岁的他一个个检查汽车电路的核心有无损坏。凌晨3点,夜班最困的时候,汽车线束厂灯火通明。他一个一个倒数。“时间这么慢?”我们面前的两台机器秒工作,每小时需要检查近4000行。

在许多闷热的夜晚,他穿梭于车间、宿舍和出租屋,经常阅读《平凡的世界》。他也想成为孙少安和孙少平那样的人。“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被时代的洪流淹没。”。孙少平在钻煤矿时没有忘记学习。崔永祥希望他也这样做。“不学习,迟早会被时代抛弃。”。

对他来说,进厂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填好的表格,需要特殊的写作技巧,英语水平也会提高。“我以前进工厂的时候会读英语,”他想。既然这么重要,不如回去上课。他告诉妹妹他想上职校,妹妹在北京的幼儿园工作。她听同事提到实用学校,有各种课程,教编程。崔永祥当时总是在网上看到关于Java的广告。“这个东西还是热的。”他认为如果他真的能学会编程,未来也不会太差。

2019年,来到实操学校。

但是,教育从来都不是急功近利,改变命运的努力有时似乎是“徒劳的”。张馨是于今之前的教务长。2019年,他辞去了全职工作,只在学校做了一名志愿教师来代替阅读课。不全职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工资与回报不成正比。“我为他们的事比他们努力,但他们不努力。”

有些人想上英语课。张馨去收集外国双语课程,研究最新的教学方法。但是上课的人都迟到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学期结束,校长欧阳燕琴出去开会了。他是学校唯一的专职老师,教室很吵,大家都不听他的。当时学校搬到昌平郊区,下地铁的时候坐公交很荒凉。他失去了基本的社交生活,奢侈地去书店。周一到周六都呆在学校,休息回家的那天哪里都不想去。

他们想达到的目标和学生的基础差距很大。于今在学校教办公室操作课程,但是有些学生不会拼写,许多人不会在电脑上打字。在课堂上,她经常被问到如何在电脑上安装软件。

很多时候,阅读课要从词汇和拼音开始教。“你要写下来,写出来。”欧阳扬琴几次拦住在线老师,等着学生拿笔和笔记本。

2018年春,欧阳燕琴与新市民计划总干事、日新学校创始人、西西弗书店创始人、大学教授、神经生物学家等在北京昌平创办了“实用学校”。她是农民工的孩子。希望这个学校可以通过教育农民工子女来解决一些问题。欧阳扬琴记得2018年的一则新闻:200多所中学,7.2万人观看了名校的直播课程。16年88人考上北大清华。“这个屏幕可能会改变命运。”但她认为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屏幕改变不了的命运怎么办?

实学派已经建立,但欧阳燕琴不确定能改变多少人。

2019年5月,Java编程作业安排了三周,很多同学没有完成。她试图找出学生作业没有完成的原因。五一假期,她动员同学们一起学习讨论,解决难题。除了一个已经学过的学生,没有人回应她。作为一个实用学校的校长,她感受到了某种“黑暗时刻”。当她回到家时,她哭得死去活来。半夜,她一个人在小区跑了5公里。她曾经问自己:“这些是什么样的学生?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

偶尔,她会想起自己已经滑到谷底了。三年级的时候,她不知道“米”和“厘米”的区别。在农村生活中,没有人使用“厘米”这个单位。初中她数学3分,化学3分。幸运的是,她从未想过自己做不到。她还做其他事情,比如出版报纸、为电台写作和经营出版物。写作给了她很多安慰。高考独木桥上,她过来了,考上了好大学,做了记者。

“每个人都想看励志故事,就像有几个人把这个故事转交给我一样:从深圳流水线厂的姑娘到纽约做高薪程序员,用了10年。”她在一篇自述文章中提到,自己之所以焦虑愤怒,是因为害怕辜负别人的期望。“别人给你捐钱。他觉得你很好。大家之所以来当志愿老师,就是因为你也不错。”那段时间她也反思过,焦虑的背后,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好面子?她特别想向别人证明这些学生很棒。

但可以参考的现实是,按照北京50所打工学校近2000名初中生的生活走向,只有6%的人考上大学,不到1%的人考上一所。这些人走向社会,有1/3是失业或个体户,2/3是传统服务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在北京当装修工,在广州餐馆当洗碗工。欧阳扬琴想:“如果我们的学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做装修,做超市促销,做外卖,做保姆,没能实现班级过渡,那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吗?”她多次问自己“以后我能接受我的学生做流水线工人和餐厅服务员吗?”

她的回答是:接受。但她希望“我们的学生能成为快乐而有尊严的打工仔和服务员”。

学生们在写作课上画画

琐碎日常生活中的“温暖”

欧阳扬琴把写作课放在操场上。她给了当天的主题“温暖”,希望同学们用一幅画来画,然后再来谈。她希望学生不要局限于思考写作技巧,而是首先打开感官去感受和捕捉自己的感受。

一个9月份入学的新生喜欢操场上的秋千。她散了以后,小跑着过来荡秋千。她抬头傻笑,十几米外都能听见。在实用学校,她最小,15岁,从小随父母从卢旺达来到中国河北。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她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在家学习。我妈离家上实操学校那天给了她20块钱。

写作课上,荡秋千出现在她给欧阳燕琴的画里。画画是欧阳燕琴与学生交流的一种方式,她总能发现一些小的但意想不到的变化。

就像另一个孩子画的点——四周漆黑一片,从那里出来的光,很温暖。“他为什么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欧阳扬琴大吃一惊。她记得摄影老师之前跟她提过,孩子开始尝试打破微距构图,捕捉摄影中的一些细节。

她从学生每天微妙的反馈中构建自己的“幸福”。严格来说,到目前为止,罗是唯一一个找到正式工作的学生。“这不是很令人沮丧吗?”“我们对杨明这样的孩子的反馈不完全满意,或者他的反馈不一定比其他孩子的反馈更有成就感。”

有一次,学校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坏了,电脑修理工说可能是用力挤压造成的,但是没人知道是谁干的。欧阳扬琴本来打算自己掏钱的。“我趴着睡,”一个学生突然说。欧阳扬琴被他的老实感动了。她从这个孩子身上看到了学校希望他们拥有的“诚实、勇气和爱”。修那个屏幕花了2000多元。最后,学生的父亲花了钱。

一个去年入学的男生,刚开始不太好说话。上了几节阅读课后,他告诉欧阳燕琴,他知道的单词更多,能听懂一段。今年申请了一个做了很多课的课代表。搬到广州后,有一天他突然想去逛逛商场。“我天天在山里,想看看外面没见过的。”。

“我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学期都有人来有人走,大部分都带着他们回到原来的轨道。他们不懂疫情期间孩子不上学怎么整天教电脑。“还不如一个弟弟给大人做饭。他弟弟也知道给他爸爸送饭。”但欧阳扬琴认为,这些孩子或多或少从这里拿走了一些东西。教育这种东西,很难,需要很多年,很多人。“那你的成就感呢?”“这些孩子没有责任满足我们。”

教育的未来在哪里?实学派“珍贵普通人”的愿景似乎是一个答案。林楚红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感受到拥抱的温暖后,每一位老师都会在下课后送他们到学校门口。“如果我是老师,直接去,没人送,心里会有点凉。”2020年1月14日,母亲外出工作,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把拥抱带回家。在她拥抱母亲的那一刻,没有人说话,但她觉得自己能感受到对方的心。

实操学校最初的计划是让这些逃离了原来命运轨迹的学生和年轻的农民工掌握生活和生存所需的常识、技能和性格。在实验过程中,老师们发现这个时间因人而异,有些需要更长时间。

连续三天阴天降温,太阳终于出来了。学校的教室在顶楼,阳光透过两扇大窗户照射进来。崔永祥脱下厚外套,穿上短袖,准备向一家创新农村教育的公司投简历,争取实习机会。

从云南当老师回来后,他对未来有了规划。“也许他以后真的会做教育公益。”比起坐在办公室里为老板工作,他更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觉。然而,他仍然认为,他首先必须至少有一份工作。他不后悔没有完成学业。“凡事都有两面性,不是说就一定会好。”。崔永祥的思想都发生在来学校之后,他改变命运的努力终究给他留下了痕迹。

罗一生很有可能和父亲一起装修,但当他18岁成为程序员时,他似乎写了一个励志的故事,成为了学校许多学生羡慕的对象。事实上,就像他一直在反对“千篇一律地做同一件事”和“重复”一样,他不想被“家里的大儿子”、“学校的好学生”等身份标签包围。北京最郁闷的时候,他也想过自己的学历:考个成人本科。但是,在这种时候,对方会提醒你,你不需要,学习新东西也不一定要有学历。

成为程序员后,听说35岁的Kaner降薪,调任他职,一步步往上踢,直到“优化”。他打算30岁“逃离”职场,“退休”,回老家做一些可以远程工作的事情。也许他是个画家,也许他创业了,或者他做不到就继续打代码。他对自己的理想生活有些想象。那时候父亲不工作了,在老家盖了一块地。他们住在一起,房子里有一架钢琴——他最近发现音乐“似乎能表达你的思想”。

"然而,目前的状态似乎并不支持这一想法."他叹了口气。

那种“恶心”的感觉很久没出现了,上次是在哥哥的武馆。那是一群穿着同样衣服的人。他们很灵活,但表情僵硬,眼神呆滞。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他和他的兄弟都“逃脱”了,尽管前路未知。

他一直记得来到实操学校那一刻的惊喜——原来他的眼睛不仅能看黑板,还能看书看电影,耳朵还能听钢琴曲。“原来我还能做这种事。”。在他辍学、上学、工作如坐过山车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似乎终于明白了生而为人的意义:“人应该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为自己而活。”他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只想为了生活尽可能的做减法。“我可以成为一个人”,虽然“这是一种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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